十多年前在山西临县的第一个小额贷款试点让茅于轼跟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北京富平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成为6月12日在山西永济召开的“小额金融创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上的关键人物。
从“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到“粮食不应该不出口”，再到“廉租房不要建厕所”，茅于轼总是因其大胆的言论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在本次研讨会上，《山西青年报》记者就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采访了茅于轼。
与山西结缘
“我们的金融机构把农村有限的储蓄，调动到城里，去支援大项目的建设，修地铁、建高楼、核电站，这些大项目的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农村的储蓄。农村金融机构通常只善于从农村调出资金，农民再要想借钱就有困难了。农村本来就穷，资金都被调走了，农村怎么发展。”在茅于轼看来，农村的储蓄应该再回流给农村，小额金融就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1993年9月，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这是茅于轼和经济学家汤敏以500元人民币开始的农村信贷实验，也算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直至目前，该项目已累计放贷600多万元。 其后，从2006年开始，北京富平又开始在山西永济进行小额贷款项目的试点。
目前，茅于轼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小额贷款，还有一件事就是扶植中小企业的成长，为这些企业做培训、做指导，也在资金方面给他们支持。
“我没有非法集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茅于轼曾介绍，“我极力主张用私人资本搞小额贷款。”最开始，富平公司贷款基金的资金都是茅于轼向亲戚朋友借的。
其实，当初由于仅仅是在做试验，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一直没有取得合法身份。2002年，茅于轼的贷款基金在临县吸收存款，这一举措后来被中国人民银行在临县当地的支行宣布为“违法集资”，并被取缔。茅于轼本人也被扣上了“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
在茅于轼看来，“非法集资”这个命题本是讲不通的，“之所以称非法集资，是因为有诈骗在其中。如果没有诈骗，我觉得就是合法的。”茅于轼说。
“金融业是调动别人的钱来赚钱，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是用自己的钱来赚钱。用别人的钱，政府可以监管，但如果用自己的钱，政府没有理由监管，但可以收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茅于轼直言。
直至2009年6月13日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成立，茅于轼的试验项目才在法律上被认可。
复制障碍在政府管理
在此次研讨会上，淡马锡直接控股的富登信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方面的负责人均提到了农村金融的创新，在茅于轼看来，其中外资银行的“利息利率分档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一个新想法。“我们现在对于任何贷款人都是用21%的利率。但事实上，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群进行区分，有抵押物的可以适当低一些。不过，这样一来，操作成本可能会很高。同时，对农户的信用程度的判断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准，但是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尝试的。”茅于轼告诉记者。
在谈到现在所做的农村小额贷款模式可复制性时，茅于轼解释，现在主要的复制障碍在政府管理上，资金来源并不缺，国际资本都愿意进入到这个行业，“大家都看到这一块很能赚钱，国内国外经验也很多。目前最缺失的就是政府管理。”茅于轼提到，目前所规定的转债资金不能超过资本金的一半，“这个要求就有点苛刻，如此规定是为了防止风险，那防止了风险，利润也就随之消失。金融业要平衡风险与利润。”
希望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获得贴息优惠
“在美国有8000家银行，其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要有针对性分工，而中国整个银行业的结构很不合理，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用的是自己的钱。其实，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尝试走商业银行之路。”茅于轼向记者介绍，小额贷款公司最终可能会转为村镇银行甚至商业银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如今，富平公司也希望吸引大的机构参与，“合作的最好方式就是转贷，大的银行把钱借给公司，其间的成本是很低的，能协调以低利息借款当然最好。”
由于富平是一个扶贫机构，茅于轼认为，在吸收再贷款时，国家应该有贴息，“但从国家银行来讲，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它可以做这个事，但是对于商业银行，因为其有自主权，国家难以干涉，利率是它自己定的，贴息以后会有不少问题。”
而对于政府最新公布的“新36条”，茅于轼也有自己的见解。“新36条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可事实上具体操作很难。”茅于轼介绍。
